如果将这两方面的机制加以有效改进，启动宪法实施的监督并不难。

至此，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有了新的面貌，凡是基础关系的事项，应完全适用法律保留原则及司法救济程序外，其他基于行政管理的必要，为实现行政目的所为的必要措施，纵不可视为具体行政行为，但法律保留原亦不可忽视，以示尊重基本人权的制度，并且使法治国家原则不致因特别权力关系而形成法治国的漏洞。因此，该类本身不涉及学术专业判断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的特殊性，集中表现在法院对大学规章的审查过程中，如果法院经审查认定该规章应予以适用，则下面阶段的审查就同于对一般情形下的合法性审查。

然而仅仅依宪法的规定尚有不足，仍须具体的法律制度加以落实，才能保障基本权利的有效实现，因此，学术自由除了强调其作为基本权利的性质、内容与限制之外，更应注重相关的制度设计和安排。[34] 总之，由于大学自治立法权的行使，基本上必须在法律的范围之内，故大学自治权与国家立法权之间，呈现出一种微妙的互动关系，亦即，立法机关一方面得透过法律的制定，使自治立法权受到一定程度的限缩，只是基于宪法保障大学自治的精神，立法机关不得以高密度的法律规范将所有大学事项予以规范，以致过度介入大学的自治领域，甚至淘空大学的自治立法权。[19]也即并不排除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32]因此在涉及基本权利的时候，立法权比自治立法权更经得起民主法治理念的考验。大学自治直接受宪法保障，并不意味着凡属学术事项即全部由大学自行决定，不得有任何的法律规范。

[62]在刘燕文诉北京大学一案中，一审法院判决被告败诉的理由即在于违反了法定程序：校学位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未经其全体成员过半数通过，违反了《学位条例》第10条第2款的法定程序。尤其是在对大学规章的性质作了如上的界定之后—法律只是予以低密度保留、特定情况下无须法律依据也可依宪法直接规定，仅是从合法性的角度来对大学规章进行正当的评价是相当困难的。1955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发布《关于在刑事判决中不宜援引宪法作论罪科刑的依据的批复》，但民事案件则一直存在援引。

解释法律要有相应的工作机构协助，解释刑法是由法工委负责起草的。而且，目前也只能由他们来做，他们熟悉宪法，与各个部门有工作中的协助，各个部门具体工作中涉及到的关于宪法、组织法等的问题都会向他们请示。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和实施监督的协助和准备工作都可由宪法工作委员会承担。如果将这两方面的机制加以有效改进，启动宪法实施的监督并不难。

比如，1990年5月31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询问其审议的《广东省对卖淫嫖娼等七种违法人员实行收容教育的暂行规定》草案，对卖淫嫖娼、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私种吸食贩运毒品、聚众赌博等7种违法人员规定了涉及公民的人身自由，是否可以在地方性法规中予以规定。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当时法律薄弱，很多案件无法找到法律依据，所以就依据宪法裁决，也为宪法在司法层面的实施提供了一些经验。

除了法规与宪法抵触外，比如任命地方官员，不按照宪法程序，党委直接发文就任命，甚至不经过人大程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在适用法律时遇到的具体问题，包括裁判案件中如何理解和适用法律，往往询问法工委，法工委要将法律询问答复的意见与精神印发各级法院、检察院。这可以先从和老百姓切身利益关切比较大的一些地方案例做起来。当前要做的，只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尊重这一历史惯例，授权于法院。

法制工作委员会答复说: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应由法律规定，地方性法规不能规定。财新记者：1980年代强调宪法实施监督的情况是怎样的？ 周伟：1980年代主要是为了解决地方党政官员违反宪法的问题。比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1985年10月10日答复关于宪法中的‘三分之二是否包括本数中，就对宪法规定的法定人数的具体含义予以说明： 问：宪法第60条、第61条、第64条中的三分之二以上、五分之一以上是否包括本数在内? 答：三分之二以上包含三分之二。进入专题： 宪法监督 宪法历史 宪法解释 。

此外，各省、市、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也会在选举法、组织法、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及法律实施中遇到的法律疑难，求助于法工委全国人大常委会下设法制工作委员会、预算工作委员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

其中，法工委关于宪法问题的询问答复就构成了宪法实施的重要渊源之一。彭真当时还说，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监督宪法实施的职责比较适宜，随着情况的发展，是不是还可以搞一些具体的规定，这要等将来再说。

比如，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点中有关继承问题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继承案件，应根据宪法、婚姻法和有关政策法律的规定，……。2002年《立法法》规定法律答复要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能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的有行政法规、自治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和部门规章等都不需要。法律询问答复类似于司法解释的性质，但没有在裁判中得到援引。只是后来法院援引宪法条款被强加了越来越多的政治因素，引发争议。当前要做的，只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尊重这一历史惯例，授权于法院。正如你上文提到的，宪法委员会或宪法工作委员会是一个操作性很强的机制安排。

从实践上看，自1954年以来，在司法个案中援引宪法已是中国司法的一个惯例。如果成立宪法工作委员会，只需要改为以宪法工作委员会名义答复就可以。

他们平时的工作内容就是宪法工作委员会应该负责的，只是没有这一名分而已。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工作委员会虽然没有研究、审议和拟订有关宪法、监督宪法实施议案的职权，但受委员长会议委托，可以拟订有关宪法、监督宪法实施议案的草案。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一个职责就是法律询问答复。在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周伟看来，监督宪法实施的主要问题不是设立一个完美无缺的宪法监督机构，而是首先激活宪法框架内的监督体制，在监督宪法的实践中，逐步完善宪法监督的具体制度和程序。

所以，当时并没有足够的迫切性。重复性的在裁判中使用，不是解释。如果将这两方面的机制加以有效改进，启动宪法实施的监督并不难。其发挥的实际作用，与正式的宪法解释并无实质性的差异，补充了正式的宪法解释缺位的不足，在答复过程中已经具备一些宪法监督的色彩。

在具体的司法个案中，如果出现违反宪法的情况，法院可以在没有相关法律依据时援引宪法基本权利条款。这是不是说现在已经具备基本启动条件了？ 周伟：无论是工作经验还是人员储备，基本都具备了。

按照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监督宪法的实施，比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目前从事着宪法实施的部分工作。法工委关于宪法问题的询问答复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来源于1979年以来30多年的解释惯例，法律询问答复的内容包括，补充宪法规定的解释、明确宪法规定的具体界限以及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解释等，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们检察院、国务院各部委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等地方国家机关的认同与遵循。

目前要做的只需要将法工委的国家法室和法规审查备案室组建成新的宪法工作委员会，使之名实相符。解释法律要有相应的工作机构协助，解释刑法是由法工委负责起草的。

宪法解释与合宪性审查都可由宪法工作委员会负责，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汇报。民事案件一直援引宪法作为裁判依据或法律原则 财新记者：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个案中援引宪法条文有哪些经验？ 周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法院援引宪法条文的情况较多，后来一直延续。那么，基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多年宪法实践积累的有效经验，对宪法问题的询问予以答复，可以成为当前推动宪法实施的基础。目前对宪法实施情况进行监督的政治条件基本成熟，逐步形成共识，要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除了法治，没有其他途径。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规定对宪法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是可以理解的。可以说，虽然宪法赋予了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和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但一直是空转的。

1954年宪法施行以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司法解释，规定人民法院在审判案件中可以直接援引宪法作为裁判依据或法律原则。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和实施监督的协助和准备工作都可由宪法工作委员会承担。

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批复》中指出：对劳动者实行劳动保护，在我国宪法中已有明文规定，这是劳动者所享有的权利。现在既有地方官员违反宪法的问题，也有将宪法实施提高到国家治理层面的需求，既是纠错，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内在要求。